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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林外史》中的“现代性”

2019-06-05 14:54:06

摘要:《儒林外史》的伟大除其内容的讽刺性之外,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更是可见一斑。从“润笔”现代因素的萌芽、女性意识觉醒的新高度、缺失“人性”的父亲、回瞥真儒四个方面,探究《儒林外史》中展现的“现代性”,帮助读者了解这部小说的思想的前瞻。“现代”是对“过去”的变异与反思,也是对“过去”的批判与延续,“过去”也孕育了无法忽视的“现代性”。

关键词:润笔,女性意识,父亲形象,真儒,现代性

本文《南方论刊》杂志整理。

大众视野中,《儒林外史》更多的被认为是一部具有讽刺意味的小说。钱玄同说:“讪笑礼教,怀疑举业,这都可以证明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正因为吴敬梓有着同时代多数文人不具有的“新思想”,从明清“润笔”现代因素的萌芽、沈琼枝成功逃婚体现出女性意识觉醒的新高度、蜕变的父亲形象、真儒身份的重塑四个方面探究《儒林外史》中展现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对现今时代一些特性的概括。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划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促成,“审美现代性”也可以说是文化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研究“现代”时,应具有一种宏观广阔的历史视角,不该忽视一脉相承的“古代”资源。“传统”中早已孕育着“现代性”的种子,或者可说,过去的“现代性”是重新认知当下的“现代性”源头,这些根源可以上溯到三四个世纪之前。挖掘《儒林外史》的“现代性”对更好认识《儒林外史》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润笔”——文学商业化的萌芽

龚鹏程说:“大家忘记了文人也是人,也有其世俗生活的一面。而且正因为文人所从事的文学职业及其所追求的艺术生活品味,需要在世俗生活领域中取得支持,否则根本不能进行,故文人的世俗生活其实比其他行业人更为重要。”同时他认为“文人的世俗生活”也就是“文人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表现在方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以虞育德为引子看文人的谋生生活。虞育德十四岁时,祁太公就请他给儿子教书。虞博士的主要谋生手段是坐馆,后来乡试中了举人。举人地位很高,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可以直接选官。同一历史时期选官的不同会造就举人地位的差异。如果选上举人知县,相对而言日子会比较好过,明清知县均为正七品。但是与举人教官相比,举人知县不能进京会试,而举人教官可以参加会试提高自己的出身。虞博士五十岁时考取了进士,殿试二甲。古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是考取进士。小说中写到“朝廷要将他选翰林”因为天子看到虞育德的履历嫌弃他“年纪老了”,便封给他一个“闲官”,于是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

宫崎市定的研究指出,明清科举,生员考取举人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为三十分之一,而生员考中进士的或然率则为三千分之一。据人口史研究的大略估计,十四世纪末中国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而十六世纪则已达致一亿五千万之多,增长了一倍多。科举名额并未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充,考试录取人数与报考人数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更加困难。即便进入仕途,士人的物质生活仍得不到有效保障。明代官员在居官期间,能够享受到的经济待遇主要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方面是按品级获得的俸禄收入,另一方面是按品级享受赋役优免的特权。从纵向看,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发给官员的俸禄呈逐渐减少的趋势。明代官俸以粮米计算,米物同给,给米为本色,给物为折色,因为折色物品及纸钞日贱,而官僚的比例不变,所以官员的实际所得很少。

虞博士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在谋生方面,与市民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谋生之道不是传统的“本业”农耕,亦不是“末业”经商,而是除合法的“俸禄”以外的兼职收入。如小说第三十六回“泰伯祠名贤主祭”虞博士让杜少卿给中山王府中的烈女做碑文,礼银有八十两。“礼银八十两”就是兼职收入或者说是“润笔”。能够收取润笔的文人至少是个有名望的读书人,虞育德是南京的国子监博士兼泰伯祠主祭。余英时先生说:“明代不少士大夫(如在中央任清要之职的人)往往靠润笔来补贴生活费用。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由于明代百官俸禄在中国各大朝廷中几乎是最微薄的。”“润笔”一词可以追溯到《隋书》,隋唐时渐成气候,如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就有物质收入。宋朝时根据出台的相关规定“润笔”获得了相对的合法性地位。明初,士人“润笔”的现象尚不普遍,晚明以后“润笔”成为常态,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冲击士人固有思想的转变。到了十五六世纪,士人对于润笔的共同态度是:“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之不伤廉。”储信给虞博士说,下次有有钱的诗文可以转托给监里的朋友做。中国古代的文人自恃清高耻于直白的谈钱,润笔发展到如此地步,已和传统观念上士人的金钱观大相径庭,为他人作文须取得相应的物质回报,与如今的作家的稿费很相似。明清时期,“润笔”作为文人的另外一份收入,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获取“劳动报酬”或者是“润笔”对文学作品商业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间接地反映了文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风俗。十六世纪的中国,因为商业的空前发展,以儒家为主的许多传统价值和思想都经历了再次评估。

读书人通过知识与权力的交换获得理想中的社会地位,但是却无法保证他们较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实现人生的理想,同时须具备正常的谋生能力。在严酷的政治、发达的经济以及窒息的科举等多重因素的促逼下,士人谋生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俸禄收入,“润笔”为多数文人认可,可以说“润笔”是现代社会作家稿费收入的“鼻祖”。明清时期的“润笔”推进文学作品商业化、普及化,传统价值被重新评估,展现了其“现代性”的一面,不仅使士人获得了相应的物质回报,也让众多的人接触到了通俗文学。

二、逃婚——女性意识的觉醒

男权价值依旧具有很强威力时,对知识女性沈琼枝的刻画,充分说明打破男权制的文化观念在作者吴敬梓的意识中已初见端倪,并具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小说第四十一回对沈琼枝的描写篇幅较长,她不愿给盐商宋为富做妾,成功逃婚一路来到南京。沈琼枝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男性的尊严”触碰男权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新婚夜宋为富在药房听完佣人汇报沈琼枝的一番言谈后,红着脸说“总商人家一年至少要娶七八个妾”。他对不遵从自己意愿的沈琼枝进行了惩罚,让丫鬟告诉沈琼枝“老爷今夜不在”。拥有话语的男性可以完全忽略女性的感受而为所欲为,娶亲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宋盐商的言行再次表明了在男权制统治的社会下,男性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丑恶嘴脸。

利涉桥码头的招牌上写到:作诗写扇精工顾绣毗陵女士沈琼枝,寓王府塘手帕巷内。沈琼枝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极力追求做人的基本权利,有着独立自主的思想,不依附于男性过活,作者没有把她塑造成为男权制文化下的陪葬品,而是“新女性”的标杆人物,同时体现了有知识的女性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取胜的。沈琼枝逃婚成功,作者在思想上肯定了知识女性所做的反抗和女性地位的改善。更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笔下的沈氏成功逃婚后通过写扇作诗刺绣养活自己,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取物质财富。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开始归落到世俗生活。历经理性思考,沈琼枝逃离后没有步入封建时代女性一般流落求生的风尘场所——妓院。吴敬梓为女性出逃勾画了新蓝图,沈氏靠读书写字之长卖诗写扇,为女性意识觉醒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规划了一条光明大道,也是女性冲破社会藩篱寻找出路的积极探索。

中国封建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但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才是最理想的存在状态,小市民从事传统的手工业行业也可以过活,并且重农抑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另外设定沈琼枝未婚夫的角色为盐商,包含了作者重视传统文化和手工业轻视商业的思想在里面。难以肯定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及他们做出的贡献,内心深处害怕更甚者是厌恶商人阶层的崛起,或者说是恐惧商业对文化的冲击、商业对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破坏,双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代表传统行业的知识女性沈琼枝成功逃脱,避免嫁给商人宋为富为妾。吴敬梓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其自身的局限性又禁锢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内心有着强烈地保护手工业经济的愿望,同时,却为女性出逃开辟了一条“现代化”之路,重视知识,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三、“父亲”——重新审视人存在的意义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父系血缘为伦理基础的“男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学作品中描写正面的父亲形象较多,大部分“父亲”的形象崇高伟岸,比如《儿女英雄传》中的父亲安学海、《歧路灯》中的娄朴等。抛开惯性思维,从“蜕变的父亲形象”重新认识《儒林外史》中的父亲。“孝子寻父”的故事家喻户晓。“花白胡须、憔悴枯槁”的郭孝子3次寻亲,要寻的父亲王惠却是个行径卑劣的贪官和不能从一而终的贰臣。郭孝子在四川竹山庵寻到已削发为僧的父亲时,父亲并没有因儿子的到来喜极而泣,相反在儿子的再三认亲下,王惠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拿刀来杀了你”。二十多年未曾相会的父子再见之日,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脉脉温情。郭孝子寻找的“父亲”,不管曾经是为官作伥辉煌一时,还是如今遁入空门穷困潦倒。他最终带回家的仅是一抔灰烬的“父亲”。他既要本能地寻找现实世界“父亲”的关心和疼爱,又要在“失父”的状态下寻求精神之父。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郭孝子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去“寻父”,对父权的顺从意识根深蒂固无法撼动,凭着潜意识中的忠孝之道对出现鸿沟的父子关系进行挽救和重建。或许,作者吴敬梓借此劝除世人该“破执”,即读书人破除对官场的执念,儿子破除寻父的执念。怀疑“愚孝”是吴敬梓“现代性”思想体现的一个方面,同时解构了“忠孝一体”的文化理想,父亲王惠不忠,儿子郭孝子愚孝。

“王玉辉葬女”触目惊心。王玉辉三女婿病逝,三女儿主动提出殉葬,公婆都惊得“泪下如雨”,王玉辉却对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心去意难留”。母亲听到女儿哭死过去,父亲王玉辉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细思极恐。女儿死后“声名远扬”成为烈妇入祠。来客祭奠不是凭吊女儿的离世,而是祝贺自己生了个“好女儿”。父亲不再是父亲,而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和杀死女儿的助手。王玉辉作为父亲“礼性”战胜了“人性”,女儿深受男权思想中“饿死事小,失节极大”、“从一而终”的毒害,她的死表明封建伦理道德圆满地完成了对女性的思想道德和情感行为的收割。王玉辉和他的三女儿同时成为封建礼教思想统治下的牺牲品。倪老爹则是一位迂腐无能软弱有缺陷的父亲,他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仕途上毫无建树。倪霜峰的六个儿子存活下来的有五个,生活逼迫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小儿子倪廷玺因衣食欠缺最后也“放他一条生路”卖给了鲍文卿。倪霜峰是个普通的腐儒,贵为一家之主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他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弱点。

杨经建教授认为:“明清时期新的文化思潮的涌动和启蒙意识的萌现使智识阶层对传统的父权中心话语开始了一种新的审视和考量。”吴敬梓在文本中设定三个典型的极为负面的父亲形象,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反思和审视“父亲形象”。可以说,典型环境中的三个典型父亲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吴敬梓质疑父权制背后整个封建文化体系的权威,理性地审视三类典型的负面父亲代表,去掉文学作品中一贯塑造的父亲形象的神圣权威和崇高伟岸,还原了世俗日常中父亲作为“人”的黑暗面,“父亲”经过封建礼教文化的熏陶,人性恶的一面没有洗刷却继续放大。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的洗礼,统治阶层出于自身需要人为的再定义,抹灭传统文化熠熠生辉博大精深的要义,给被统治阶层套上繁重的枷锁,束缚人性的健康发展。吴敬梓能够发掘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父亲,意识到“父亲”是人不是神,父亲作为人是有缺陷的,不是完美的代名词,可以看出吴敬梓的思想中已有了“现代性”思想萌芽,重新审视“人”存在的意义。鲁迅先生说:“这分明是事实,而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四、真儒——尊重个体自由发展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历来有着“崇道贱艺”的心理传统。吴敬梓受到颜元“经世致用”的“实学”影响,他崇尚技能器用、讲求功利,反对理学家“重道轻器”、排斥功利的思想。“崇道贱艺”或者“重道轻器”在人格修养方面表现为重视修齐治平之道,轻视从商尚技。王一川先生说:“中国人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器,一是道。器又称为器具、器物、器用或器艺,被认为文化的低级的层面,指人物的物质、用具、技术、技艺等工具方面。道则是文化的内在的高级层面,指由上述器的层面所呈现的根本性精神、规律、理念或本质等”。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中,知识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被统治者的下层人民只能望其项背。统治者实行“精英教育”、“愚民政策”,处在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各司其职。“贵人操贱业”才能使行业分工没有贵贱之别,知识下移才能启蒙民众。小说第五十五回中写道,第一奇人季遐年写得一手好字,却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第二奇人王太棋艺精湛,祖代是卖菜的,现靠卖火纸筒子求生;第三奇人盖宽散尽家财开茶馆;第四奇人荆元会弹一曲琴却选择了做个裁缝。四奇人分别怀有琴、棋、书、画一技之长,从事于各自过活的“贱业”,他们是市民阶层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兼文化人。

在季遐年、王太、盖宽和荆元的身上已经察觉不出以往的“儒林气息”,更多的是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作者让身处市井之中的四奇人继承并代表高不可攀的正统雅文化,表征着传统儒林的凋零和知识的下移。吴敬梓生活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江浙地带商业繁荣,城市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新型的市民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处在发轫期。传统雅文化经历“地震”,从商尚技的市民开始掌握文化的一小部分话语权。先贤祠的破败透出作者的哀婉凄凉心境,但是他在失望之后并没有消沉,而是将“正统文化的接班人”转向市民阶层,将礼仪教化的责任嫁接在四奇人的身上。如果说杜少卿、庄征君的描写包含对个体人格的完善的追求,那么,吴敬梓对四奇士的刻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已具有要求尊重个体自由发展的现代因素了。四奇人自主决定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并未觉得各自从事的行业是“贱业”,相反对自己从事的行业乐在其中。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接触“正统雅文化”,而且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吴敬梓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人无“三六九等之分”、“尊卑贵贱之别”,在生活中作为个体的“人”都是平等的。在知识面前,下层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事的行业并不低于话语权的掌控者从事的行业,这点更能体现作者思想中深刻的“现代性”。

“现代”是对“过去”的变异反思,也是对“过去”的批判延续,“过去”孕育了无法忽视的“现代性”。虞博士的谋生生活可以看出文职官员的谋生之道已不局限在“官俸”,明清的“润笔”帮助士人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且对文学作品商业化起了推动作用。沈琼枝成功逃婚为女性出逃开辟了一条“现代化”之路,具有开创性意义。父亲的蜕变重新认识“真正的人”,给予四奇士厚望,回瞥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探源“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被发现成为了“现代性”建构的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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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林外史》中的“现代性”

期刊名称:南方论刊
主管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刊号:ISSN 1004—1133
国内刊号:CN 44—1296/C

刊期:月刊
开本:大16开
语种:中文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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