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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的诠释

2019-07-05 17:03:45

  摘要:1957年卡尔·多伊奇首次定义“安全共同体”,到伊曼纽尔·阿德勒与迈克尔·巴涅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对我们理解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东盟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成果,其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运行逻辑对中国与东盟“10+1”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作用。而唐世平提出“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系统的转变尤其是“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更具演化性、系统性的分析范式。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出发,讨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可行性,为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关键词:国际关系,安全共同体,共同体,东盟

  本文《南方论刊》杂志整理。

  二战后,东盟作为第三世界一体化成果斐然的区域组织,其“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为推进区域一体化、降低安全冲突、创建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而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动,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文以卡尔·多伊奇、伊曼纽尔·阿德勒与迈克尔·巴涅特等人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理论成果作为基本的概念基础,以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及其“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作为分析范式,探讨中国与东盟在安全关系上能否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以及能否最终形成“安全共同体”。

  一、“安全共同体”的理论解析

  (一)“安全共同体”的一般定义

  20世纪50年代早期,理查德·范·瓦吉恩首次提出“安全共同体”的概念;随后,卡尔·多伊奇于1957年对其定义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的安全研究。[1]多伊奇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一组一体化的人,他们的一体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真的确信共同体成员之间不会诉诸战争,而是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同时,他还根据安全共同体中的诸国是否合并为一个单一的主权性行为体,将安全共同体区分为合并型安全共同体(比如美国)和多元型安全共同体(比如欧盟)。[2]

  阿德勒与巴涅特则在多伊奇的基础上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组织,这些主权国家的人民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这样的定义将卡尔·多伊奇所定义的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所代表的合并型安全共同体排除在外。换言之,这样的定义则主要指的是多伊奇所认为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阿德勒与巴涅特将多元型共同体进一步细分为松散耦合型安全共同体与紧密耦合型安全共同体。[3]

  (二)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视域下的“安全共同体”

  首先,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部分吸收了温特的“无政府的构成特性并非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本质属性,而应该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的观点。同时,在对应“生物演化”的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古人类考古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得出了人类社会是从“天堂式的伊甸园社会”(约公元前8000-公元前6000年之前)演化为“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公元前6000-公元1945年之前)的结论。简而言之,人类社会具备战争的工具与技能的时间早于战争频发的年代,而是由于相对人口压力(或稀缺性)的上升,部分群体在感受到危机,为了自身生存的条件下,才采取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术(即袭击、抢掠或彻底征服)——他们就这样成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也正因为此,第一场战争在其所处的子系统爆发,随后在不断扩散中,以战争记忆的形式,通过观念传播到整个世界,从而将世界推向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3]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方式是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但进攻性现实主义最核心的“征服与扩张的战争逻辑”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将使得国家永远身处“安全困境”之中。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效证明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将造成人类社会的毁灭的观点,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出于维系生存的目的逐渐转变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1945年之后)。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三个辅助性的机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利的环境正在出现。随着国家数量的减少和国家规模与实力的不断增长,对外征服与扩张的国家不仅难以达成其目标,并且还要遭受失败带来的惩罚(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但相比之下,奉行防御性战略的国家反而更容易生存。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成为了国际系统中的一个新的动力选择。二是征服正变得困难的观念得以有效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征服失败的客观现实的呈现,国家在艰难地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征服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由于“核武器”的发明,战争手段的收益远远小于成本,更是助推了和平主义的思潮的扩散。三是主权观念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主权观念本质上的“共同生存”准则、“尊重他国主权”与民族主义必须基于对核心领土的占领的要求,都对当代民族国家对外扩张的合法性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基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针对地区和平制度化(也就是对“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路径探讨),唐世平介绍了其提出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其关键方面如下:第一,权力建立并维持制度,大多数情况下,权力与制度不可分割;第二,制度变迁的进程包括五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关于特定安排的观念的产生。二是特定观念支持者发起的政治动员。三是争夺权力,以设计和支配特定的制度安排。四是建立规则。五是使规则合法化、稳固化,并可以复制;第三,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为私利服务的私人物品,提升行为体福利的制度是持久的权力斗争的产物,而非来自理性设计的即时满足;第四,制度是由权力建立和维持的,看似受外在影响的制度运行是在于行为已经规则内化,而这一内化的过程总是由权力支撑的;第五,制度一旦建立便会塑造行为体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制度就是国家权术的工具和产物,且由或明或暗的权力来维持。[4]在“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中,虽然并未对安全共同体给出自己独有的定义,但其指出了通往“安全共同体”的路径(通往“地区和平制度化”的道路)中有以下几点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只有在一个子系统(区域系统或国际系统也可以)进入到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后,和平的制度化才具备了可能性。二是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通常是由权力和促进和平的观念引导的,而非单一的观念或赤裸的权力引导。三是和平的制度化往往扩散为经济一体化,而不是相反。

  二、“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促发性条件探讨

  权力要素是最关键的触发性条件,同时也是建立并维持该“安全共同体”的基础;而观念要素则是如何行使权力的起点,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地区和平制度化”以及“制度变革”的发生。从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环境来看,主要涉及到几大重要的权力来源:一是主导和平进程的中国与东盟,双方都出于本国本地区的战略利益考量,且都愿意维持甚至发展双边安全关系。二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希望以南海问题为抓手阻扰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实现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的。三是以日本、印度为首的区域大国出于本国在东亚或亚洲的战略利益考虑,通过插手南海问题恶化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

  总体而言,中国是推进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主要权力来源。东盟虽然也有着维系地区和平的意愿,但仍存在究竟选择“与中国双边建构”还是“引入域外大国进行制衡”的方式上的疑惑。因此,东盟是推进“和平制度化”最主要的可塑权力来源。但另一方面,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使得美国出于自身的全球霸权利益,必然成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中的最大阻碍力量。同时,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与“民主菱形同盟”等概念将美、日、印、澳统合起来针对中国的战略态势,也进一步增强了针对“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的阻碍性权力。

  三、“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的进程探讨

  (一)“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动力

  “制度变革的广义理论”中,诱发制度变革的条件有以下几点:第一,出现了新的观念且这些观念是针对特定制度安排的反意识形态——新的观念通常是但不必然是由某些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不满所推动的。[5]“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本质上是由中国与东盟共同协调地区安全问题,逐渐取代原有的美国单极霸权领导下的、东盟内部协调地区安全问题的“区域安全机制”。随着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原有的“区域安全机制”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美国域外大国的地缘属性与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实力的增长都必然催生了“区域主义”意识形态。并且,截至2017年初,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无论是从传统的安全角度还是非传统安全角度来看,推进双边安全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的机制化、制度化的解决都有着强烈的观念基础。而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舰闯入”升温地区局势的做法,也在客观上加重了中国与东盟各方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其中,尤其是2016年杜特尔特的上台,推动菲律宾在对华关系上的“急速大转向”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部分体现。东盟国家也清楚意识到充当美国对华战略的马前卒并不会带来收益,并且还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得不偿失。

  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都具备了针对原有的“单极霸权体系领导下的地区安全协调机制”的改变意愿,但由于短时间内中美实力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反意识形态”仍有待成长。尤其是东盟部分国家的“观念”也才刚从“站美反中”转变为“大国平衡”,后续变化如何仍有待时间检验。

  第二,有了可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并创立或强加新的制度安排的权力。[6]随着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在未来的10-15年内,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世界将朝着中美两极化的方向发展。[7]中国权势增长的首要投射区域便是中国周边区域。而中国自2015年开始的军队改革,明确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一方面,中国通过持续的岛礁建设、政权建设和海军建设等举措不断增强其在南海的主权存在、政权存在和军事存在等的总体态势[8];另一方面,美国太平洋舰队为应对中国海军实力增长而“状况频发”[9]。这两方面共同反映了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现实。201785日,第50届东盟国家外长会议批准了中国—东盟“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COC框架)”。虽然南海仲裁案对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但双边安全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从中可看出,中国已经具备了协调东盟,推动“南海问题”机制化解决的能力。而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最核心的安全问题,“南海问题”的解决本质上还存在着借此机会形成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中国—东盟安全协调机制”的可能。

  第三,在整个制度体系中,某项(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不相兼容。[10]自中国与东盟伙伴关系启动20多年来,双边经济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具有持续增益的可能。但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发展却备受波折。在原有条件下形成的,双方以“伙伴关系”框架内“大多边”为制度中心、“小多边”和“双边”为内部支撑,以“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等更大的多边为外部促进、的多层次互动格局。随着双方安全问题日益综合化,其“弱制度”、“预防能力差”、“制度松散”、“透明度差”等各项问题都反映出现有的安全合作关系制度化水平的严重不足。[11]这与双边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呈现出“明显落后”的态势。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权力来源、观念基础还是双边关系制度体系中的不兼容角度,中国与东盟都具备实现“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基础性要素。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域外大国的干扰与破坏,尤其是来自美国这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在全球的霸权利益的进攻性战略行为。

  (二)“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的进程分析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中提及的制度变迁的五个阶段来看,“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仍处于“关于特定安排的观念的产生”的阶段。但由于“安全共同体”本身是通过“和平制度化”达到的较高阶段,需要中国与东盟在双边安全合作发展多项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基础上方可提出。即便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论”,实行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但美国为东南亚地区“区域安全与稳定”提供的“公共产品”仍未消失。中国与东盟安全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在短时间内将持续产生较大影响。并且,由于美国自身实力与独特的地缘位置,将在其单极霸权地位丧失之前始终保持“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略姿态,这对中国开启与东盟的“安全共同体时代”具有显著影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客观上也促进了双边安全关系机制化的发展。其中,从南海的反海盗合作、湄公河流域的反毒品合作以及中国对泰军售、对菲律宾国内扫毒反恐的支持都展现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升温的条件下,安全关系正在多领域、多维度中稳步发展的态势。

  四、结语

  实现中国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应当建立在中国自身实力增长、具备推动地区安全共同体形成的权力基础上;同时,完善与东盟各国的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提升安全合作水平,从而推动“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是推进地区和平的关键”这一观念的形成。并且在国际传播领域,尽可能指出“美国维护霸权的行径”是破坏南海乃至东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外因,从而争取舆论主动权,影响东盟国家领导人自身观念。同时,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双方的共同利益扩大将推动各国国内亲华力量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

  总而言之,这一建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应当在体系结构发生变动的同时缓慢推进,尽可能塑造有利于安全共同体倡议正式提出的环境。而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在中美实力对比仍处于相当程度的中弱美强的阶段内,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安全合作,则应当更加谨慎。同时,还应防范来自印度、日本等其他域外大国的干扰,尽可能将本地区问题区域化解决。并在经济合作中,以加深中国—东盟自贸区为标志的经济共同体的深度的同时,加强双边文化交流,推进双边各项经济制度建设。在全方位多领域的交往中,时刻把握推动“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在于中国实力的增长与中国、东盟对地区和平安全依赖于双方制度化协同的观念上。在缓慢推进次区域“和平制度化”的过程中,尊重东盟自身的发展方式,不断拓展“制度性和平”的覆盖范围,在与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相互促进的条件下,推动“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路径形成的成熟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孙红:安全共同体[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5.

  [2][3]伊曼纽尔·阿德勒:安全共同体[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25,7.

  [4][5]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51,189-191.

  

 

“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的诠释

期刊名称:南方论刊
主管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刊号:ISSN 1004—1133
国内刊号:CN 44—1296/C

刊期:月刊
开本:大16开
语种:中文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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