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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研究

2019-08-09 11:48:33

摘要: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为人类疾病的治疗或预防带来了新方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伦理问题,即安全性问题、人的价值与尊严问题以及基因增强问题等。要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就必须充分认识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本质规定性,深入分析其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严格把控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认真遵循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并切实加强法律规制,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滑坡效应,进路探讨

本文《南方论刊》杂志整理。

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于2017年2月15日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发布研究报告,明确指出“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必须有令人信服的治疗或者预防严重疾病或严重残疾的目标,并在严格的监管体系下使其应用局限于特殊规范内,才允许临床研究试验。”[1]如此“苛刻”的要求,正是因为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可能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本文就是要从哲学视域下分析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寻求切实可行的化解之道。

一、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

生殖细胞(germcell)是指多细胞生物体中所有的可繁殖后代的细胞,即包括原始的生殖细胞也包括已分化的生殖细胞。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是指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的生殖细胞中基因组的特定位点进行编辑,以修复异常遗传位点,获取没有遗传缺陷或不携带致病基因的生殖细胞。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有两种可能的应用。第一种是不孕症治疗,第二种是疾病预防。对于患有遗传性不孕症或其他遗传性疾病的患者,卵母细胞编辑和精原细胞编辑可能是一种选择。人的体细胞最终都会死亡,能延续给下一代的只有生殖细胞。对一些遗传病的治疗,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具有一劳永逸的独特优势,然而也会产生许多伦理问题。

(一)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安全性问题

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为人类疾病的治疗或预防带来了新的方法,但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脱靶效应和当前对基因认识的局限性仍然会对个体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脱靶效应是当前阶段基因编辑技术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随着科学家的研究技术愈加成熟,但在基因编辑中脱靶效应仍然做不到完全的避免。脱靶效应是指DNA双链断裂发生在了错误的靶位点,其结果往往会使编辑不准确或不完整,甚至导致不正确的易位、倒位或点突变。对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会将该修饰传递给后代,这意味着脱靶效应不仅会影响到个人,也可能影响未来的许多个体,脱靶效应在后代中如何表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预测的,这使得这种风险无法估量。对基因认识的局限性也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风险。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于2003年已经完成,并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然而这只是后基因组计划的开始,人类基因图谱只是读出了DNA序列,要读懂其功能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对人类生殖细胞系进行基因编辑的同时,或许会产生不可知的影响。例如,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的遗传特性也可以保护其载体免受疟疾的侵害。类似地,对通常被认为是致病性的基因可能存在尚未知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前看来似乎不影响其修饰基因的载体可能随时间变成致病性,这加剧了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安全性问题。

(二)人的价值与尊严问题

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又被称为人类种系编辑,对生殖细胞系的修饰不能简单地看作生物学上的修饰或医学上的治愈,从哲学上看,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的价值或尊严。是否具有理性正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是人最值得尊敬的表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不容忽视的。[2]在康德看来:“要始终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他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3]父母都渴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理论上,通过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可以选择后代的很多性状包括肤色、性别等,然而这种“设计婴儿”明显是将婴儿视为一种“物”来实现某种目的,这是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漠视。然而对于潜在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婴儿,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可用于其疾病的检测和治疗,这很可能使其免于遭受疾病的折磨和社会的冷漠对待,潜在地提高了其生命质量,这也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对人类基因的编辑都会引发人的主体价值的反思。人把世界分成了自然物和人造物,对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意味着把自然的人改造成了一种人造物。对人类的基因编辑正如换掉了忒修斯之船的船板,那些经过修饰的人类还是原来的人类吗?

(三)增强问题及其滑坡论证

除了疾病预防或不孕症治疗外,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还可能在没有任何病症或潜在病症的情况下用于增强目的。“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的心智和体魄,遗传增强之所以被许多人视为重大社会风险,是因为它可能导致创造两类人,增强型和非增强型。而那些“增强型”人依靠身体上的优势,可以轻松地完成工作与学习,满足其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非增强型”人,无论工作多么努力、学习多么刻苦,都难以与“增强型”人平分秋色,久而久之,“非增强型”人终将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时,我们所宣扬的“勤能补拙”、“公平正义”也将成为空谈。

关于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所可能引发的增强问题存在一个滑坡论证。滑坡效应是指一个做法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一个行为或作用导向另一个,由此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4]雷切尔(JamesRachels)将滑坡论证的过程解释为:“从逻辑的角度看,一旦我们采取了非常关键的第一步,我们就有义务接受它们,因为没有更好的理由拒绝其他做法。然而,由于其后续做法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滑坡论证表明最好不采取第一步。”[5]据此,我们可以把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细胞增强的滑坡论证的过程概括为:假设人们同意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一旦立法允许,人们将沿着该斜坡滑下去,不可避免地产生增强型的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滑坡论证的支持者指出,即使我们认为应该禁止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用于增强,当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一旦发生,我们将很难控制其用途,而增强或优生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二、规避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认识前提

任何技术在其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也不例外,只有充分认识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本质规定性,深入分析其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有效规避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使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一)区别对待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我们需要区分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基础研究,即在实验室所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试验。通过实验室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疾病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有利于寻求治疗或预防某些疾病的新方法,这对于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人类自身,与临床应用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用于研究的生殖细胞不会用于酝酿新的生命,其修饰将永远不会传递给任何后代。

事实上,基础研究不仅不会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反而有利于降低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评价一项技术是否合乎伦理标准的依据往往是分析其风险收益比,绝对的零风险是并不存在的,当其风险收益比达到能为我们的伦理原则所接受的范围,该技术就已经被实施了。对于生殖系基因编辑,我们只有通过加深基础研究,以降低其风险,探索其应用可能带来的收益,才有可能在将来发挥生殖系基因编辑更多的作用。因此,从长远来看,完全地禁止生殖系基因编辑并不明智,在严格的要求下发展基础研究才是其最有效的风险化解之道。

(二)正确处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价值与尊严问题归根到底在于技术的发展对人类自然本性的影响。基因可以被归结为一种生命本性的物质,用技术手段来修改基因难免有悖于生命的自然本性,对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更是将这一影响扩展到了人类种系的自然本性上。然而,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挑战自然为目的的,自然生命也不应该成为技术发展的阻碍。因此,关于处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种思路来解决:对于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应用,既要从技术上加强其“求真”本性,又要从伦理上约束其“向善”,将两者最佳结合以实现技术与自然相和谐的“臻美”愿景。

技术与自然相和谐的实现,实质上就是要求在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和生命伦理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缓解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协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基因技术应用上的冲突,把握科技自由和价值道德之间的适度。”[6]对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决不能改变人类的本质。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编辑,虽然说影响到人类及其后代的基因,但这是一种促进人类回归到其健康自然本性的发展,在安全的前提下,它应该得到支持。而出于增强目的或是设计婴儿目的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是一种人为地修改人类种系的行为,是对人类自然进化方向的刻意干扰,这是与人类的自然本性相背离的。我们在追求技术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我们发展的初衷,技术的发展不应该本末倒置地挑战自然,而应该维护自然,对自然充满敬畏。[7]

(三)禁止“增强”并合理认识滑坡效应

对于以“增强”为目的的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医疗风险和社会风险,而且在现阶段它们可能带来的利益远不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为防止基因增强技术应用不当而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应该将基因编辑技术限制在伦理框架内有序开展,禁止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用于增强目的。在允许治疗性的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情况下,禁止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增强并非不可能。客观地讲,一项禁令的实施,如果它不能做到对其完全禁止,原因只能归咎为两点,一是禁令本身的问题,二是监管的问题。禁令本身的问题往往是源于治疗性与增强性的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界限非常模糊,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内容。在将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不同用途区分开来后,适当的监管就是要禁止那些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基因编辑。事实上,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的监管是可以做到的。自从克隆技术发展之初,很多人就以滑坡论证为依据反对治疗性克隆,他们指出即使它不是非道德的,也应该被禁止,因为它最终会使生殖性克隆合法化。然而,大多数监管机构并未坚持这一滑坡论证,并决定允许进行治疗性克隆,同时禁止生殖性克隆。直到现在,所谓的后果还没有发生。即便治疗性克隆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也没有人类克隆产生,我们应该相信法律在阻止某些生物技术的应用方面是有效的。

三、规避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对策

(一)严格把控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任何技术从产生到应用都会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盲目地越过重要的研究阶段而去直接应用,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对其未知的恐惧而连基础研究都要禁止。对于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发展与应用,全盘否定或是全盘接受都是片面的,它应该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否定与质疑中寻求其可能的发展之道。并非所有技术都必须开发和应用。而应该从人类整体出发,只有能使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和利益最大化的技术才应该得到发展。[8]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包含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两个方面,基础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技术,降低临床应用的风险,从风险/利益的角度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因此基础研究应该得到支持。而将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用于治疗目的,必须广泛征求大众意见,且只有当技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得到验证之后才可以在严格的管理下进行。为了“增强”而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系,其可能引发的风险远大于利益,在当前的技术与伦理背景下难以得到支持。[9]总之,只有严格把控其发展与应用才能真正地造福于人类。

(二)认真遵循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

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治疗或预防疾病,但这一技术的发展却潜在地影响着人类的自然本性,在合理的范围内应用将会有利于人类的幸福,没有原则的应用带来的后果则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来发展和应用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只有遵循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才能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首先要遵循不伤害原则,对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不能对人的身心造成伤害,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伦理规范的底线;其次要遵循公正平等原则,生命是无关权利与富有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一样的,科研及医疗资源的分配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再次要遵循保密原则,每个人的基因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基因检测或基因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基因信息完全保密,避免不必要的歧视或伤害;最后要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即要确保当事人了解该技术成功率以及可能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依照自我意愿做出接受或拒绝该技术的理性决定。[10]

(三)切实加强法律规制

面对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在伦理原则的约束之外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法律规制。伦理原则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切实加强法律规制建设才能确保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在促进人类社会最大幸福的轨道上向好发展。法律规制,就是在对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中,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条例和体制机制,将科学技术行为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以促进其长远的发展。对于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法律规制的建设不是要阻止科技发展,相反却正是要激励和引导科技和产业在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为其专利保护和研发自由给予保障,切实维护其公平竞争。对于极具风险的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法律规制必须坚持整个人类社会安全的底线,维护人类的价值与尊严。立法上要做到绝对的明确细致,执行更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的实施程序和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只有全方位加强法律规制,才能有效保障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微评年基因编辑技术最新事件[J].科技中国,2017(03):3.

[2]徐莎:基因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探究[D].天津医科大学,2016.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72.

[4]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M].上海:中信出版社,2013.

[5]任丑:滑坡论证:质疑安乐死立法的伦理论证[J].思想战线,2011(3):55-59.

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研究

期刊名称:南方论刊
主管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刊号:ISSN 1004—1133
国内刊号:CN 44—1296/C

刊期:月刊
开本:大16开
语种:中文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五路28号市委大院5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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