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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住宅问题》中的法律思想及启示

2020-01-14 13:30:12

摘要: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针对住房短缺问题所作的论述,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涉及法的起源、法学的产生、法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正义观念等问题,对其论述的梳理和把握,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对当代法学理论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法的起源,法学的产生,法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永恒公平

本文《南方论刊》杂志整理。

《论住宅问题》写于 1872 年,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从工场手工业、小生产向现代大工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住房短缺问题,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了无情地、彻底地批判。对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让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以解决住宅问题的观点,恩格斯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对蒲鲁东主义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以及“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的社会改革路径,恩格斯都给予了批判。 [1] 《论住宅问题》是针对住房短缺问题而写的,文中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就法的起源、法学的产生、法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正义观念等法学问题也有鲜明、精彩的论述,对其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也对当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法治建设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一、法的起源

法的起源,是法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法律的起点。对法的起源的不同认识,代表了不同的法律思想和法学观念。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写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 , 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段关于法的起源的经典论述,可以从以下几点予以理解。第一,法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产生的,而非是自然存在的,更非先验之物。这是对法的历史观点的明确表达。第二,法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各种社会行为逐渐丰富多样,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等行为用社会共同规则予以约束。共同规则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需要,也是人类理性的体现。规则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基于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等行为实践,在人类理性的指导下产生的。第三,规则首先以习惯形式存在,随着社会结构的成熟和经济关系的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了法律。第四,法律产生的同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威机关,即国家。以上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达了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3] 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法的起源问题的论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以唯物史观从历史实践的研究中寻找答案,把法的产生和起源问题同社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起来,这就同关于法的起源的唯心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

二、法学及法学家的产生

法学的产生,与法的产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法起源论基础之上,论述了法学的产生问题。“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 [4]在上述论述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法学和法学家的产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由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经济社会各方面关系逐渐复杂,在此基础上立法不断发展,法律体系越来越复杂,调整范围越来越广。新的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社会分工,专门研究法律的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并独立于其他社会分工。职业法学家不仅处理立法事务,还承担着法律解释、法律教育、法律传播等任务,甚至从事法律审判工作。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规则的需要越来越突出,法学家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解释者、传播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职业法学家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学。法学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立法、守法、司法、执法等法律现象的学科,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法律文化现象也属于法学的研究范围。关于法学,恩格斯认为其将法律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由此在对法学的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的基础上,指出了法学所具有的自身特点,包括其所追求的公平的理想等,尽管恩格斯是在批判的意义上陈述这一问题的,但这确实是对法学独立性的准确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存在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规则由习惯转化为了法律,随着立法的发展和法律实践活动的逐渐丰富、复杂,职业法学家和法学产生,其产生之后,也会对法律实践进而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反作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看到了法学的独立性,并对将这种独立性予以绝对化的倾向予以了批判。

三、法的关系与物质生活关系

针对蒲鲁东主义以废除“权利根据”,将房租转变成对住房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从而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方法,恩格斯首先从经济关系角度予以了批判,认为蒲鲁东将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看作与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是完全不对的,他指出,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即使按照蒲鲁东主义这种废除“权利根据”的方法,也不可能撼动当时社会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是问题的根源。“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迫使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 [5] 正是内含了这种剥削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当时社会的基础,也造成了包括住房短缺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而蒲鲁东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 [6] 出发,将国家法律当作随意的命令,以为可以随意更改,甚至可以直接做出相反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是不可行的,是错误的。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蒲鲁东在住房问题解决办法上关于利率的错误认识,并进行了精确的批判。蒲鲁东主张直接通过法律手段,以颁布法令的方式限制、改变现行利率的制度,而不是通过对社会生产条件的认识,通过法律和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来看待法的关系的基础,将法的作用绝对化。对此,恩格斯写到,“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 [7] 在上述论述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关于法的关系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断。在唯物史观下,法的关系不是根本独立的,而是受物质生活关系限制、制约的。法的关系是对物质生活关系的反映,是物质生活关系决定了法的关系,而不是相反。物质生活关系有其自身规律,法的关系对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不能以随心所欲的命令的方式进行,片面地以改变法律规定的方式对物质生活关系进行强行改变,是不可行的。法的关系发挥作用,不能脱离物质生活关系这个前提。

四、法律的公平性

关于法律的公平性,蒲鲁东主义者在阐述其关于住房短缺问题的观点时进行了论述,认为“永恒公平”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并主张在此原则之下以直接的法律手段改变房屋所有权制度、利率制度等进而解决住房短缺问题。“永恒公平”理念成为蒲鲁东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万能钥匙,是攻无不克的法宝,恩格斯称其“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8] 然而,“蒲鲁东的全部学说 , 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9] 恩格斯在此以极具讽刺性的语言指出蒲鲁东以“永恒公平”当做灵丹妙药,而不顾法律及公平与经济现实的联系,以为抓住“永恒公平”即抓住了事情的根本,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范来改造自己。 [10]应该说,蒲鲁东及其支持者米尔伯格以“永恒公平”的理念表达了其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也看到了法律对社会经济现实的巨大影响,但这种“永恒公平”的理念被其绝对化了,进而相应地将人类社会生活简单化了。关于法律的公平,各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法学家,都对其赋予了太多的期待。法学家在人类古往今来的法律体系中总结出诸多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中最具抽象、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公平的理念。对法律公平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努力的方向。但所谓的法律公平是一成不变的吗?在不同的时代,法律公平的具体体现是一样的吗?对此,恩格斯有精彩论述,“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11]在上述论述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公平的观念。第一,法律的公平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现存经济关系基础上的观念的表现和反映,离开现存经济关系谈公平是不切实际的,只会使公平成为无源之水,成为僵化的东西,而不能成为现实;第二,公平既然是经济关系的观念化的表现,因人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经济关系中,公平观念必然是多样化的,不可能绝对化,甚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公平观念。第三,要发挥法律公平观念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反作用,必须关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尊重社会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

五、启示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就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住房短缺问题而作,但其论述涉及了诸多法律及法学问题,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从《论住宅问题》中得到诸多启示。第一,从关于法的起源及法学的产生的论述来看,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产生了将人类行为用共同规则约束的需要,这个规则首先以习惯的面貌出现,后来成了法律。立法事务增加,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的需要,职业法学家阶层产生,同时产生了法学。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将法以及法学的独立性予以绝对化,割裂与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联系的做法进行了坚决地批判。同时也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在批判法以及法学独立性的绝对化倾向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法以及法学的独立性、自身体系性予以简单化理解,仅仅将其从社会生活的反映来理解,而忽视了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法以及法学的独立性、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反作用综合起来理解,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第二,恩格斯关于法与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间联系的论述,同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恩格斯强调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反映。针对蒲鲁东主义妄图以简单改变房屋所有权制度、利率制度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做法,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其错误性。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大多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法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也有其相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局限性。试图以直接立法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前进和变革的方向,往往是失败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的是,恩格斯的论述一直指明法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法源自于社会现实,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的法的阶级性进行了批判,但法在阶级性之外,仍有着丰富内涵。《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从无产者角度、从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的。在一个建构性的理论中,在一个建设性的社会中,应该更加全面和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法的阶级性。第三,关于法的公平性问题,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重点对蒲鲁东主义的“永恒公平”观念予以了批判,指出蒲鲁东主义的公平观念割裂了公平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追求“永恒公平”的法学空话,在实践中必然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历史地看待法的公平性问题,强调应当注意法的公平性的因时因地因人变化。与此同时,公平观念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对公平观念的历史性理解是必须的,但如果走向极端,将公平观念的相对性予以绝对化,则会造成对法的公平性的消解,这对法治实践有害无益。法的公平性的理解,应当注意到人类社会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也应注意到人类的普遍情感。

参考文献:

[1][2][4][5][6][7][8][9][10][11]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二卷 )[M]. 3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2:128,261,202,207,208,200,196,256,261.

[3] 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和认识存在逐步深化、全面的过程 , 恩格斯对法的起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论住宅问题》中的论述并非恩格斯对法的起源的认识的终点 . 参见周长龄 , 李名 : 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经典论述新探——从《论住宅问题》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中国法学 ,1993(4).

《论住宅问题》中的法律思想及启示

期刊名称:南方论刊
主管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刊号:ISSN 1004—1133
国内刊号:CN 44—1296/C

刊期:月刊
开本:大16开
语种:中文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五路28号市委大院5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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